开国少将 李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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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逸民(1904-1982),原名叶书,字有基,乳名怡菁,龙泉市天平乡李登村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政治部顾问。是丽水市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开国少将。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金风送爽的收获季节,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为久经沙场、功勋卓著的将军们,举行隆重的授衔典礼。我军共有60余万名干部获得了准尉以上军衔,其中:元帅和大将各10人;上将55人(56年和58年又各补授一名);中将175人(56年和58年又各补授一名);少将802人(56年和58年又各补授4名)。浙江省仅3人授衔为将军,新昌一人,平阳一人,丽水一人,即李逸民。

李逸民出生于地主家庭。父亲好习武术,考中武秀才。外祖父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资助李逸民的父亲做木材生意。李逸民8岁时,家里已经有上百亩田地。15岁,李逸民读初小,编在4年级,用了一年时间拿到初小文凭,后到丽水师范附小读书,毕业后考入丽水师范,后又到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深造,教员有茅盾、田汉、陈望道、邵力子等。于右任后来将上海师范大学改为上海大学,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等在上海大学任教,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到上海大学作过报告。李逸民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大学党组织的领导下,他参加了“五卅运动”,经历了“五卅惨案”。

李逸民1925年进黄埔军校第4期,开国将帅在第4期毕业的有10人:林彪元帅、肖克上将、倪志亮中将、唐天际中将、郭化若中将、洪水少将、曹广化少将、白天少将、方之中少将、李逸民少将。不过他们有些在步科,有的在炮科,有的在交通科,只有李逸民在政治科。李逸民在黄埔军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李逸民毕业后,曾留校编辑《黄埔日刊》,负责校闻版和文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团结教育进步同学,同国民党反动分子进行斗争。国民党"清共"时,李逸民用背包带套住窗外的梧桐树顺树干溜下去逃出虎口。1927年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教导队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带领教导队广大党团员和群众参加南昌起义。南昌起义部队在汤坑伤亡严重,李逸民带一个连守一个山头,仅余40多人。他在警卫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开完会后,在向海陆撤退的路上被打散。李逸民回到上海,找到党组织,担任中共江苏省兵运委员会委员,继续从事革命斗争。1928年被国民党逮捕,判无期徒刑。李逸民在单人监狱里关了五年多,几乎丧失了讲话的机能。他在狱中坚持学习英语、古文、古史和马克思主义书籍,《红楼梦》就读了7遍,《资治通鉴》读了3遍。1937年秋被党组织营救出狱,辗转到延安。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情报部第一局局长,西北公学副校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第二十六小组代表,牡丹江省建设厅厅长,东北人民政府财经计划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

1951年,李逸民与复旦大学中文系师生合影留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9月至1957年8月任公安部队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公安军委会委员、公安部政治部党委副书记(1950年10月起)。1955年7月至8月兼公安部部长。1957年8月至1958年12月任解放军总参警备部副部长。1959年2月至1961年1月兼任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1960年11月至1961年1月任总直属队党委书记。1959年3月至1961年2月任解放军总直属队机关党委第三副书记、直属队机关党的监察委员会书记。1961年1月至12月任《解放军报》总编辑兼党委书记。

在军报任职期间,李逸民记忆最深刻的是林彪抓报纸。他回忆说:“林彪最关心的是他的讲话,凡是刊登他的讲话,我们都小心得很,如果错一个字,他可能骂你几次,甚至处分你。还有他的照片,每次都要刊在第一版头条位置,要是位置不对,或照片小了,都要挨批评。

1962年,李逸民调任总政文化部部长。上任不久,各军兵种的领导提出强烈要求,说没有一个俱乐部,想看个电影都没有地方。其实,与全国相比,北京电影院最多,这些领导同志只不过不想把自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到普通电影院看罢了。李逸民想方设法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军以上干部都发票,可以全家同去。但“看了几个月电影,问题又来了。大家不愿看国产片,要看‘参考片’”,李逸民多次请示上级,才使他们如愿以偿。

任职期间,他狠抓文艺创作,亲自抓了《地道战》、《地雷战》、《抓壮丁》等影片创作。1964年,李逸民得知林彪要请江青担任全军文化总顾问,托病辞官,经周恩来同意离职。李逸民因离开了总政文化部,文革期间免遭迫害。1976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革命史组副组长,撰写、收集、审阅革命斗争历史回忆录。爱好并擅长国画、书法,其作品在军内外有较高的评价。李逸民1955年被授于少将军衔,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1982年去世。部分骨灰安放在龙泉市革命烈士陵园。有《狱中十年》、《李逸民画选》等传世。(丽水商会报2008年6月18日第122期)

 

延伸阅读:

永不倦怠的共产主义战士李逸民同志

张维桢  黄鼎臣  章夷白  徐迈进

战斗的一生

李逸民同志是浙江省龙泉县人,原名叶书,1904年生。1925年,他在上海参加“五卅”运动后,毅然放弃即将领到大学毕业文凭的机会,考入了黄埔军官学校第四期政治大队,并在参加第二次东征中,由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黄埔军校毕业后,留校负责编辑《黄埔日刊》。在校期间,他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教导队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带领教导队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到上海找到党组织,担任了中共江苏省委兵运委员会委员,在李富春同志领导下继续从事革命斗争。

1928年春,李逸民同志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并引渡给国民党反动当局,最后被判处无期徒刑。此后,他在狱中同国民党反动派整整斗争了十年,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1937年秋,李逸民同志被党营救出狱,他满腔激情,连夜登上西去的火车,转辗到了延安,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不久,他担任了本校政治教员,后又担任抗大党务科长,抗大总校迁到太行地区后,他先后担任抗大三分校政治部主任、中央情报部一局局长、陕北公学副校长等职。

七大以后,他到前线担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军调三人小组执行部第二十六小组中共代表。

国民党挑起内战后,他到东北先后任黑龙江地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社会部长,东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东北人民政府财经计划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等职,为巩固东北根据地、支援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公安部队政治部副主任、总参警备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军委直属队政治部主任、《解放军报》总编辑、总政文化部长等职,为部队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劝君莫为青春惜,将见世界满地红。”这是李逸民同志在国民党狱中写的两句诗,也是他的人生观的写照。他的青春,有整整十年是在国民党监狱中度过的。我们先后是他的狱中难友,他那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全国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李逸民同志到上海不久就遭到逮捕。敌人虽然想尽办法,但始终弄不清他的身份,最后以军事犯判处他“无期徒刑”。他带着一副十五斤重的大脚镣,先后被关押在上海漕河泾监狱、苏州军人监狱和南京中央军人监狱。

在漕河泾监狱和苏州军人监狱被关押期间,李逸民同志都是狱中党支部委员。当时,狱中的囚犯成份非常复杂,政治犯除多数是共产党人外,还有国家主义派、托洛茨基派和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少数叛徒。对于非党员的政治犯,李逸民同志除了团结他们同监狱当局斗争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有一次,国家主义派买通监狱当局,把一批政治犯送到病监加以“优待”,李逸民也在其中。这样,虽然生活上可以得到较好的待遇,但是脱离群众。李逸民和其他同志拒绝了这种“优待”,又回到阴暗的普通牢房。

李逸民同志时时准备有一天能出狱为党工作,十分珍惜在监狱这所特殊的学校里学习的机会。他除了工作和锻炼身体,总是抓紧一切时间读书,天文地理、古今中外,凡是能搞到的书他都看。到1937年出狱时,他一个人的书就整整拉了一马车。

在狱中,他非常关心我们党和红军的发展。当时,要得到这方面的消息很难,他得知唯一能送到狱中的英文报纸《密叻氏评论》刊登有这方面的报道,于是他从ABC开始,刻苦地自学英语,不久就能借助词典来阅读了。每当看到一点红军的消息,他都兴奋得睡不着觉,并把红军所到之处在地图上做下记号,然后用笔把各点连上,成了狱中自绘的红军长征路线图。为此,他曾受到监狱当局的一顿毒打。

十年,他就是这样不停地斗争、学习,从来没有退却。

随时宣传共产党的主张

国民党的监狱是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一间约八平方米的牢房要住十几个人,吃、喝、拉、睡都在里面,臭气冲天,臭虫、跳蚤、虱子多如牛毛,每天吃的是拌有砂子、老鼠屎并且发了霉的臭饭和没有一点油腥的烂菜,而且不给吃饱。狱卒们随时都可以动手打人。非人的生活待遇,夺去了一些难友的生命。

为了改善这种非人的待遇,保存革命力量,李逸民和狱中党支部成员一起,曾经多次组织了罢饭斗争。1930年春节前,李逸民等同志在漕河泾监狱组织了一次规模巨大的罢饭斗争,监狱当局怕得要命,在答应我们一些条件的同时,又调来宪兵队残酷镇压。李逸民同志被吊在柱子上惨遭毒打,但他不哼一声,他被放下来后已经遍体鳞伤,仍然继续斗争。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战斗,就等于失去了生命。”

李逸民同志认为,共产党员只要有机会,就不能放弃宣传自己的主张,要让人们知道,我们是无罪的。由于他始终坚持这么做,在狱中争取到不少看守的同情,并为我们送信、买东西。

1932年,李逸民、张维桢同志等100多个政治犯被解往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关押,按常规,“犯人”只能坐运牲口的铁皮车。李逸民等同志坚决反对这种人格上的侮辱,并向监狱当局提出坐客车的要求,经过斗争,监狱当局不得不答应,但派了大批士兵押送。在上车前,李逸民同志向押送的国民党士兵晓以大义,宣传我们是为抗日而坐牢的,希望他们不要虐待“政治犯”。许多士兵听过他的宣传后,在车上没有对“政治犯”横加迫害。”

宽以待人 严以律己

在狱中的最困难时期,李逸民同志对同志极端关怀。他有个表哥在上海行医,每月都给他寄来二三十块钱,他除了自己买几本书外,把钱全部交给党支部使用。他托人买来一点萝卜干或香肠,切成一小片一小片,然后分给难友,他自己从来不多吃一片;买来肥皂、牙粉,也首先送给没有经济来源的同志。

1930年,由于营养不良,苏州军人监狱中许多难友得了脚气病,有的被夺去了生命。李逸民同志千方百计想办法,从上海行医的表兄那里得到不少维生素B针剂,另外还用钱买了一些,但他自己没有用一点,全部交给了党支部,集中用在病情最严重的同志身上,挽救了不少同志的生命。

1937年他出狱前,得知国民党政府阴谋将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一批政治犯作为刑事犯押到外地,企图长期关押。他出狱后,立即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周恩来同志及时派代表同国民党交涉,终于使这些同志得到自由。

十年浩劫中,李逸民同志一共接待了200多起外调人员,但从来不给写一个假材料。张维桢同志专案的调查人员找李逸民同志,要他证明张是叛徒,李逸民同志发火了:“我说他不是就不是,要我写假证明办不到!”

李逸民同志关心他人,而对个人的利益却置之度外。延安整风中,康生搞所谓“抢救运动”。李逸民因在敌人监狱中生活了十年,康生对他怀疑,专门到陕北公学作了一次报告,不指名点了他,并派了一个人名为帮助工作实为监视他,他的爱人周磊同志也受到审查。李逸民虽然早被选为七大候补代表,却不能参加七大预备会文件的学习,当时他苦恼极了,但并未因此患得患失,逸民同志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随时接受党的考验,如果因为审查自己就消极起来,那就会对党离心离德,就不能算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最后,党终于对他在狱中的表现作了正确的结论,他光荣地出席了七大。

解放后,解放军评军衔时,李逸民任公安部队政治部副主任,被评为少将。许多战友认为,按他的资历,评少将太低了,感到不公平。李逸民却说:“我评个少将已经不低了。我们多少同志、多少战友牺牲了,有的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今天有这样优厚的待遇,功劳不见得比他们大,如果没有他们流血牺牲,靠我个人是无法换来这个少将的。想想他们,我们有什么权力向党争名争利呢?”

李逸民同志在病重期间,每当我们去探望时,他总是向我们讲述他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政策的理解,讲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还在关心着各方面的工作。他常常教育年轻人:“我们国家现在有困难,但正在不断改善生活。在一个共产党员看来,在广大人民生活没有普遍提高以前,不应该去谈什么个人享受。如果要进天堂,应该是天堂大门打开的时候,让人民大众先进去,而共产党人应当留在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