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理论开拓者、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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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浙江金华人。他是中国传播马列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先驱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邵飘萍早期编写过《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想》等著作,有“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之称。

 

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从小在金华长大。1899年考中秀才,1903年进入省立第七中学(现金华一中)。青少年时代受到一位比他年长9岁的民主革命者张恭的影响,张恭于1904年创办金华有史以来第一张报纸《萃新报》,邵飘萍正是从《萃新报》获得对报业的最初印象。

1906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师范科,学制三年。三年里,邵飘萍读到了《民报》、《新世纪》、《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大开了眼界,并被梁启超的文章所感染。他开始为上海的《申报》写地方通讯,1909年春,省运动会期间,他还和陈布雷、张任天三人一起,在一个图画老师指导下,办过一张《一日报》,这可以说是他报业生涯的开始。在此期间,他受到章太炎、蔡元培、徐锡鳞等人的影响,和鉴湖女侠秋瑾曾有书信往来,秋瑾殉难前5天还给他这个青年学子写过一封信。

1909年,邵飘萍大学毕业回到故乡金华,在他的母校教历史、国文。这是他一生中最安定的一段日子。他在教书之外,主要的工作是为上海的报纸写通讯,成为《申报》的特约通讯员。他酷爱新闻事业,对报业怀有特殊的感情,有“新闻救国”之志。

1911年辛亥革命后杭州光复,杭辛斋受命筹办《汉民日报》(杭辛斋(1869—1924),浙江海宁人,1898年,涉康、梁案曾遭清廷拷打,险被杀头。1905年参加同盟会,赴京办《白话报》,因触犯权贵被禁。在报界很有影响)。他知道邵飘萍经常写些地方通讯,两人一见如故,当即聘邵为主笔,共筹《汉民日报》。11月18日,即杭州光复后的第11天,《汉民日报》就出版了,经理杭辛斋、主笔邵飘萍。他从此进入新闻界,开始了他15年的终身报业生涯。

1912年,杭辛斋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将《汉民日报》交给邵飘萍一人主持(这时他还兼任《申报》、《新闻报》的特约通讯员)。他对时局有着惊人的洞察力,早在辛亥时就对袁世凯有入木三分的认识。他在1912年1月写的时评中即指出: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暗杀。邵飘萍就指出“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至袁世凯。他仗义执言,毫无顾忌地抨击当局:“呜呼!内务部。呜呼!内腐部!”“人但知强盗可怕,不知无法无天的官吏比强盗更可怕。”并声言“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

1913年8月10日,浙江当局以“扰害治安罪”及“二次革命”嫌疑罪,查封《汉民日报》馆,逮捕邵飘萍。他后来自述“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还曾遭到过暗杀。因为反袁入狱、三进三出,出狱后只得到日本暂避,在法政大学学法律、政治。同时,为国内的报纸写评论。他还组织了“东京新闻社”,反对袁世凯卖国。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上海新闻界电邀邵飘萍回国。他于当月下旬匆忙返回祖国,参加反袁护国斗争。“为《申报》、《时事新报》、《时报》执笔。”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申报》是当时上海第一大报(资格最老、销路最广),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他以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的面目出现在民众之中,深入实际采访,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读者,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

两年间,他为《申报》写了200篇22万字的《北京特别通讯》,都是来自第一线的报道。他的文章真实、生动,深刻、犀利,分析在理,常常是一针见血,有其独到之处,因此才脍炙人口,风靡大江南北。

请看他揭发张作霖1918年2月抢劫政府军械而写的一篇报道《张作霖自由行动》:“奉天督军张作霖,初以马贼身份投剑来归,遂升擢而为师长,更驱逐昔为奉天督军现为陆军总长之段芝贵,取而代之。‘张作霖’三个字乃渐成中外瞩目之一奇特名词。至于今所谓‘大东三省主义’,所谓‘奉天会议’,所谓‘未来之副总统’,所谓‘第二张勋’,时时见之于报纸,虽虚实参半,褒贬不同,委之马贼出身之张作霖亦足以自豪也矣。”“消息传来,此当中原多故,西北云扰之时,张督军忽遣一旅之师,截留政府所购枪械二万余支,陈兵滦州,观光津沽。当局莫知其命意,商民一夕而数惊”。寥寥几笔,就已活灵活现地画出了马贼出身的军阀张作霖的嘴脸,也为他自己8年后被杀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1918年10月5日,他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创办了著名的《京报》。他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的提出了他的办报宗旨,“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京报》一开始只有他和潘公弼两个人,无党无派,不以特殊的权力集团为后盾,主张言论自由,自我定位是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很快就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声望倾动一时。

邵飘萍从此走上一条自资独立办报的艰辛道路。其言论既不受外国通讯社的左右,又不受军阀操纵,排除各种干扰,开创了20世纪中国独立的新闻事业。他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大字(取自明朝因反对奸臣严嵩被残杀的杨椒山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将“妙”字改成了“辣”字)悬于报社墙上,勉励同人。他主张新闻记者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报纸应该监督政府,还应该教育民众、唤醒民众。80多年前,他就是在这些思想支配下,把《京报》真正办成了人民大众自己的喉舌(当然,他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18年10月,邵飘萍促成北大成立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聘他为导师,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当时《京报》刚刚创立,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一直坚持去上每周二小时的课。

1919年10月,得到一年结业证书的有23人,得到半年证书的有32人。我们今天再去看看这份名单,不禁感慨万端。名单中有不少人是中共最早的领袖级人物,如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杨晦、谭植棠等等,还有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人。55人中也有些人终身都从事新闻事业,是中国新闻界的中坚。由此可见其影响的深远。

1919年5月3日晚上,“五四”前夜,是个准备直接行动的不眠之夜,在北大的“五三晚会”上,作为新闻学研究会的导师、《国民》杂志顾问的邵飘萍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大声疾呼“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他的报纸更是热情地支持“五四”运动。8月,因《京报》屡屡发表揭露、批评政府腐败的文章,被当时的安福系政府查封,邵飘萍遭到全国通缉,被迫第二次亡命日本。

1920年回国。9月17日,《京报》复刊。他办报既重视外交、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关注国家命运、人民疾苦,也依靠社会力量,办了好多种附刊,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在《京报》的周围既有鲁迅、钱玄同、孙伏园、黎锦熙等大学者,也有张季鸾、焦菊隐等当时还没有名气的青年人,可谓人才济济。

郭松龄在日本关东军和张作霖的联合夹攻下,兵败被杀。邵飘萍把事件的真相公诸于世,引起了北方民众的反日、反张运动,张作霖他们这才对他恨之入骨,要枪毙邵飘萍!

1926年4月,张作霖悬赏、捕杀邵飘萍,吴佩孚也密令到京缉捕邵飘萍。

被军阀以造币厂厂长之职和二万块大洋的诱饵收买的邵飘萍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 ,将邵飘萍从使馆骗出予以逮捕。

《北京晚报》发表《京报馆被封》的消息后 ,北京各界(特别是新闻界)立即组织营救。张学良出面接见13名代表时,竟毫无隐违地说:“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军阀早已有必杀之心,所以那一天各方的奔走均无效。

4月26日凌晨1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他死刑,宣布他的罪行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炯戒,此令。”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还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面向尚未露出曙光的天空,哈哈大笑,从容就义。年仅4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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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报馆: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前哨

位于西城区魏染胡同的京报馆,是著名报人邵飘萍所创《京报》的办公地旧址。历经百年沧桑,报馆楼门上方邵飘萍亲笔所题的“京报馆”三个大字至今仍清晰可见。它们,见证了那个动荡年代“铁肩辣手”的时代良心,见证了北方地区革命舆论阵地的重要使命,更见证了一位秘密共产党员用生命追求光明和真理的奋斗足迹。

“铁肩辣手”是京报馆的魂

魏染胡同30号、32号是一栋坐东朝西的灰色二层小楼。夹在鳞次栉比的平房中,这栋小楼颇为显眼,头回路过此地的人常被楼门上镌刻的“京报馆”三个大字所吸引,进而萌发探寻这家老报馆前世今生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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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京报馆

时光倒流103年。

那时的中国正值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封建军阀的连年混战令国家遍体鳞伤。32岁的邵飘萍辞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一职,决心自己办报,以笔为枪,宣传真理,抨击邪恶,唤醒人民的觉悟。

1918年10月,邵飘萍创办的《京报》诞生了。《京报》的创刊词掷地有声:“时局纷乱极点,乃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大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为作也!”邵飘萍还亲手写下“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悬挂在编辑部的墙上,与报社同仁共勉。

起初,京报馆位于前门外三眼井38号,后迁到琉璃厂小沙土园胡同。1920年9月,因报馆房屋窄小,京报馆迁到了魏染胡同。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京报》问世后,讲求新闻的时效性,注重时政报道和评述,反帝反军阀旗帜鲜明,很快在读者中树立起正义与进步的形象。办报不到一个月,《京报》的发行量就从300份增至4000份,最高时达到6000份。这在当时的北京是首屈一指的。除了每天出两大整张报纸外,《京报》还相继出版了《京报》副刊、《莽原》等10多种副刊。鲁迅就是这些副刊的作者之一。至今脍炙人口的众多名篇,如《灯下漫笔》等杂文、小说,都是通过《京报》的这些副刊发表的。

对五四运动起到直接推动作用

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传到中国后,全国人民怒不可遏,纷纷举行集会表示强烈反对。《京报》于1919年5月2日撰文疾呼:“山东存亡的问题,就是全国存亡的问题,这不是晴天霹雳,同胞应该一齐惊醒的么?”

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大学和北京专科以上各校学生1000多人,在北大法科礼堂举行集会。在这次集会上,邵飘萍以《京报》社长的身份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在场学生悲愤交加,纷纷上台发言。发言者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北大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悬挂在会场的前台,表示反帝爱国的决心。会议气氛极为悲壮,大家纷纷要求严惩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次日,3000余名学生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新的一页。《京报》对于这场伟大运动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

向传播马克思主义转变

五四运动爆发后,《京报》连续发表《外交失败第一幕》《速释学生》《研究对外之办法》《再告工商实业界》等文章,以强有力的舆论声援学生和各界的反帝爱国运动,引发了反动当局的极大恐慌。北洋军阀政府以“扰乱京师治安”“侮辱政府”为名下令缉捕邵飘萍,并查封了《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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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办公室

迫于险恶局势,邵飘萍不得已东渡日本。在日本期间,邵飘萍工作之余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书,涉猎多为社会学、经济学问题,诸如《资本论大纲》《世界大革命史》《社会主义论》等。这一时期,他认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社会状况,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写成《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两部专著,简明扼要地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重大意义,同时指出,研究社会主义应时时勿忘中国实情。

1920年4月,《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书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8月,《新俄国之研究》也在国内出版发行。当时,国内缺少系统而客观宣传社会主义以及介绍新俄国的专著,邵飘萍的这两本著作一经问世便引发关注,两部书都再版多次印刷。毛泽东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为教学开列的参考书中就有《新俄国之研究》一书,足见当时的社会影响之广泛。

躲避政治迫害、东渡日本的时期本是人生的一段苦难,但邵飘萍却以新闻记者特有的政治敏锐以及对社会的极强洞察力,认真研究了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思想上有了一次重大飞跃。马克思著作“明示社会发达之倾向,社会主义社会有必然实现之趋向,而说明真理之路”,俄国十月革命开创“世界历史上之一新纪元”……这些思想对《京报》的办报思路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京报》开始向传播马克思主义转变。

马列特刊从京报馆送到读者手中

邵飘萍从日本回到北京后,四处奔走设法复活《京报》。1920年9月,在李大钊等人的全力协助下,《京报》得以复刊。此后,《京报》以崭新的面目,成为北方地区最令人瞩目的革命舆论阵地之一。

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成立。一周后,《京报》以《苏维埃国大联合正式成立》为题加以报道,后又陆续刊登多篇文章对苏联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加以详细报道。1923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05周年纪念日,《京报》以四版篇幅出版《马克思纪念特刊》,这期特刊不仅详细地向读者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学说,还醒目刊出了马克思和夫人燕妮的照片。特刊免费赠送读者,在当时堪称破天荒的举动。1924年3月30日,《京报》又发行了一期《列宁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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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05周年纪念日。《京报》出版《马克思纪念特刊》,详细地向读者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学说。

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并积极开展各项斗争,邵飘萍与北京的共产党组织成员交往甚密,《京报》开始积极配合共产党的活动,凡《京报》宣传有关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活动,或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的文章,邵飘萍都亲拟标题、安排版面。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创刊后,每一期的详细目录都在《京报》以广告形式刊登,并配有热情洋溢的文字加以推介。

《京报》这块阵地,已不再满足于一般的宣传报道,而是以实际行动投身到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斗争激流中,积极主动地配合中国共产党北方组织工作。

派出记者报道工人学生运动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遭到军阀吴佩孚的武装阻挠。为表示抗议,总工会发动了总罢工。罢工期间,《京报》密切关注着工人斗争的发展,与中共党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派出摄影、文字记者多方采访。2月6日,《京报》以《京汉路工人昨起大罢工》的大字标题发布消息。2月7日,《京报》刊发各界人士支持工人斗争的宣言及通电。震惊全国的二七惨案发生后,《京报》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刊出《昨日长辛店枪击工人大惨剧》一文,报道了惨案发生的经过和工人浴血搏斗的情况。2月9日,《京报》又刊出《第三国际慰问京汉路工》的消息。之后,《京报》冒着再次被查封的危险,从舆论上和道义上给罢工失败的工人阶级以支持。为了总结工人斗争的经验教训、纪念二七运动中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中共北京地委指派罗章龙、高君宇等人编写了一部《京汉工人流血记》,这本书在邵飘萍的全力协助下秘密出版,发行量数以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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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手稿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段祺瑞执政府的卫兵肆意开枪射杀手无寸铁的请愿学生,造成死47人、伤200余人的大血案,举国震惊。《京报》立刻派记者赴现场调查采访,并发表了题为《世界之空前惨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的讨段檄文。此后几天,《京报》及副刊连续刊出声讨文章,不到半个月时间,共刊发各种有关惨案的文章200多篇,沉重打击了反动当局。

这一时期的《京报》,本着对光明和真理的追求,通过纸和笔与革命先驱者们一起冲锋陷阵,成为中国共产党有力的思想传播阵地。

京报馆的办报风格影响了一代人

《京报》创刊后,邵飘萍得知北京大学要设立新闻学研究会,于是致函北大校长蔡元培,极力促成此事。

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邵飘萍被聘为讲师。这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此后,邵飘萍每周日去北大红楼讲授一小时的课程,除了讲解新闻学专业知识,他还讲授关于劳工运动、工人疾苦、同盟罢工的调研报道。比如,他曾经给学生开列过多达29项的调查研究纲目,希望学生们能在深入采访中了解社会。为了提高学生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他专门邀请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讲演社会问题,为学生创办练笔的园地《新闻周刊》,帮助学生们在实践中成为有用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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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合影

听课的学生中有不少进步青年,其中包括毛泽东、高君宇、罗章龙等人。那一时期,毛泽东与邵飘萍有过很多交往,曾多次造访邵飘萍位于北京羊皮市的家。回到湖南后,毛泽东便创办了《湘江评论》。

邵飘萍不畏强权、秉笔直书,对军阀、政客毫不留情的风采,对年轻的毛泽东产生了巨大影响。毛泽东本人也一直对邵飘萍心存敬意,他在陕北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高度评价:“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1925年春天,经李大钊、罗章龙二人介绍,邵飘萍在北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他的社会地位与名望,党组织要求他以其特有的身份开展工作。

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被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杀害。直到牺牲,他的共产党员身份都没有公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笔批复,确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1986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经过调查核实,正式确认了他的中共党员党籍。《京报》社长61年不为人知的中共秘密党员身份终于公之于天下。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

今天的京报馆旧址已重新修缮,正进行展陈布设,即将以全新的面貌向社会开放。

我们不会忘记,20世纪初新闻事业的先驱者们,通过他们的新闻实践在完成思想、文化启蒙的历史使命的同时,还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了救国救民的早期探索,积累了追求真理、改造社会的宝贵经验。他们,不愧为时代的先行者。

见证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革命遗址承载的红色历史成为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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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2月30日《北京日报》2版报道,京报馆成为当时宣武区首批文物暂保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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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京报馆被列为市级文保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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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3月18日《北京日报》5版报道,京报馆挂上了名人故居说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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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8日《北京日报》6版报道,西城区加快文物腾退修缮步伐,京报馆列入修缮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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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京报馆旧址完成腾退,为京报馆修缮利用提供了必要条件。方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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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0日《北京日报》9版报道,京报馆修缮顺利,计划2021年亮相。

历史资料:《中共北京党史人物传(第二卷)》、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