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国际级篮球裁判舒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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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鸿(1895-1964),宁波人。中国最早的国际级篮球裁判。1919年留学美国,毕业于斯普林菲尔德学院体育系。1925年获克拉克大学卫生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历任东南大学、同济、交通、浙江大学、杭高等校体育教师。其对篮球训练法和裁判法造诣颇深。在1936年第11届奥运会上任美国队和加拿大队男子篮球冠亚军决赛主裁判,反应敏捷,执法公正,赢得好评。1952年后曾任浙江师范学院体育科主任、杭州体育专科学校校长、浙江师院副院长、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分会副主席、省体委副主任、全国篮球协会副主席、省政协第三、四届常委。

1936年6月26日中午,10岁的舒昌荣紧紧抓着7岁弟弟舒昌耀的手。此时,兄弟俩被夹杂在上海码头拥挤而喧嚣的人群里,与所有人一样,向一艘名为“康德浮台号”的邮轮挥手告别。舒昌荣朝邮轮张望了好一阵子,却始终没有发现父亲舒鸿的身影。等舒昌荣“挣扎”着靠近邮轮时,邮轮“喘”了一口气,走了。

“康德浮台号”的目的地是德国柏林,1936年7月,第11届奥运会在这里举行。这是中国第一次派出一支庞大的代表团参赛,中国媒体对此格外关注,有的报纸还派出随团记者。可是,代表团的成绩始终不尽如人意,报纸上每天出现的新闻基本都是诸如“××在田径预赛被淘汰”、“篮球队被淘汰”、“足球队未能小组出线”等消息。

1936年8月15日下午,正当舒昌荣陪母亲逛街时,突然,上海街头一阵躁动,到处都是小报童响亮的声音,“号外!号外!舒鸿为国争光!”

父亲为国争光了?舒昌荣觉得难以置信。他连忙买来一张报纸。报纸上的大标题格外显眼,“美加篮球决赛,我国舒鸿担任裁判。”舒昌荣有些摸不着头脑了,父亲一直是代表团的篮球队助理教练,怎么又成了奥运会篮球决赛的裁判呢?

参加中外裁判统一考试

——他是中国第一批国际级裁判

在旧中国,早期的体育比赛并无“裁判”一职。据说在当时,参赛的每个人都可以执行裁判职务——谁看见犯规,只要喊一声即可。再后来,因参赛者胜负观念加强,便请来“第三者”担任裁判工作。不过,“第三者”并不一定懂什么规则,只要临时告诉他几点注意事项,他就能执法了。大约在上世纪20年代,很多正规比赛开始聘用外国人担任裁判工作,所以,当时的裁判术语均使用英文。

参与创建中国首个裁判员组织

舒鸿,字厚信,祖籍浙江宁波,1895年生于上海。父亲舒高第曾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职34年,是中国早期著名的科技翻译家 。舒鸿中学毕业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四哥舒厚德(舒适之父)是第一批留日学生,受此影响,1919年,舒鸿赴美国勤工俭学,在美国春田学院攻读体育专业。1923年至1925年,他又在克拉克大学攻读卫生学硕士学位。

1925年,舒鸿回到中国上海。为培养中国裁判,他参与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裁判员组织——“中华运动裁判会”。1927年至1928年,他担任会长。

统一考试成中国首批国际裁判

1928年,恰逢一场篮球比赛将在上海举行。按惯例,比赛的裁判将由外国人担任。赛前,舒鸿向比赛组织者提出建议,“中国人参加的比赛,一定让中国人执法。”可外国裁判坚决不让位。

正当双方处于僵持状态时,有人提议,申请执法比赛的中外裁判统一参加考试,试题由当时最为权威的“美国裁判会”提供,并由“美国裁判会”阅卷打分。当时,一共有9人参加了考试,其中有4名中国人。考试结果出来后,4名中国裁判中,得分最低者为88分。另5名外国裁判中,得分最高者为60分,且仅有一人。于是,4名中国裁判均被“美国裁判会”接收为正式会员。他们也成为中国第一批被国际组织认可的国际级裁判。直至今天,4名裁判的名字,舒昌荣老先生还能脱口而出:“舒鸿、乐秀荣、吴邦伟、蒋湘青。”

篮球项目创始人奈·史密斯博士推荐

——他执法奥运史首场篮球决赛

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篮球项目第一次成为奥运会上的正式比赛项目。最后,美国队和加拿大队闯入决赛。由谁来执法奥运会历史上第一场篮球决赛呢?尽管有很多国家的裁判报名,但国际篮联犹豫不决。

奥运篮球决赛裁判人选难住篮联

大家公认美国的裁判水平最高,但为了避嫌,肯定不能使用美国裁判。至于来自欧洲的裁判,很多人也摇头了——理由是当时篮球项目传入欧洲的时间不长,欧洲裁判恐怕难负重任。选来选去,篮联官员注意到舒鸿的名字。这个人是中国队的助理教练,在奥运会预赛时,也执法过几场比赛,表现得还不错,就用他吧!

听说由中国裁判执法决赛,美国队和加拿大队的队员顿时炸开了锅。有的队员断定:“从中国篮球队在奥运会上的表现就可以知道,舒鸿肯定吹不好。”有的队员甚至讽刺说:“怎么能让‘东亚病夫’来当我们的裁判!”总之,队员们不欢迎中国裁判。

两队教练却格外信任舒鸿,当时,美国队的助理教练杜平曾是舒鸿留学美国春田学院时的大学同学,他向队员们解释:“我了解舒鸿,还是他当裁判合适。”加拿大队的教练在前几天看过一场舒鸿执法的比赛,他认为:“舒鸿吹得相当公道。”

篮球项目鼻祖为得意门生打保票

正当教练和队员各执一词时,篮球项目创始人奈·史密斯博士应邀来到柏林。国际篮联官员索性把“难题”交给了史密斯博士。

一看到舒鸿的名字,史密斯博士立即说:“舒鸿是我的学生,我向你们保证,他是最合适的决赛裁判。”既然篮球鼻祖选定舒鸿,反对声自然也就没有了。可是,舒鸿怎么就成了他的学生呢?

舒昌荣老先生解释说,1919年至1923年期间,舒鸿曾就读于美国春田学院,当时正在春田学院担任体育老师的奈·史密斯博士组建了一支校篮球队。史密斯博士发现,与美国学生相比,虽然舒鸿个子矮小,但训练刻苦,打球很动脑子,是可造之材。

师从史密斯博士期间,舒鸿不但篮球技术突飞猛进,各种各样的篮球规则也烂熟心中,成为史密斯博士的得意门生。

中国裁判登场赏罚分明极得好评

“钦点”舒鸿后,奈·史密斯博士又特地找到中国代表团总教练马约翰,请他做最后决定。马约翰不假思索地说:“这是给我们中国人展示的机会,我们当然支持您的决定。”

在史密斯博士面前,马约翰显得信心十足。可在决赛前夜,他有些忐忑不安了。这毕竟是决赛,容不得半点闪失。于是,他问舒鸿:“你敢不敢去吹比赛?”舒鸿回答:“我非常有信心!”

1936年8月14日上午,奥运会历史上第一场篮球决赛,由奥运会历史上的第一位中国裁判宣布开始。当时,比赛在露天球场举行,观众为3000人左右。为支持舒鸿,中国代表团所有成员赴现场观战。不巧的是,比赛进行时天降大雨,红土球场泥泞不堪,为舒鸿的执法增加了难度。最终,美国队以19比8战胜加拿大队获得冠军。比赛结束后,史密斯博士走下看台,亲切地与舒鸿拥抱。

据舒昌荣老先生回忆,当时,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天津的《大公报》等对这场比赛做了详细报道,虽极力渲染舒鸿“为国争光”,但对舒鸿整场比赛的表现,均语焉不详。仅随团记者冯有真的介绍略为详细,“裁判一职,由我国教练舒鸿担任,舒氏抵德后,经大会篮球委员会聘为裁判员,屡次执法,铁面无私,目光犀利,赏罚分明,极得好评。故决赛一幕,特聘舒氏充任裁判,极为荣誉。”

1934年,舒鸿赴国立浙江大学担任体育主任。两年后,即1936年4月,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担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上任没几天,舒鸿就找上门。当时,五一劳动节即将来临,酷爱体育运动的舒鸿向竺可桢建议,在五一劳动节期间,举办一次全校运动会,竺可桢欣然应允。经过交谈,舒鸿得知,原来,竺可桢也是个体育迷,酷爱游泳、网球。舒鸿索性提议,由竺可桢担任运动会总裁判并在大会上致辞。没想到,竺可桢爽快答应了。

当年10月,舒鸿从德国载誉而归,竺可桢为舒鸿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从此,舒鸿在浙江大学举办的各种体育活动都得到了竺可桢的支持。

在日军轰炸前救出学生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确保师生安全和正常教学,国立浙江大学被迫西迁。据原浙江大学农学院园艺系39级学生吴俭农女士回忆,浙大从浙江建德分散撤离十几天后,他们在浙江衢州见到了竺可桢校长全家。随后,他们跟着竺校长沿铁路步行西进。走到江山附近时,大家发现一列废弃的火车。于是,竺校长招呼同学们暂时住进火车车厢休息。

第二天早上,竺可桢找来舒鸿,请他带一部分女学生由江山步行至玉山。到达玉山时,已是暮色苍茫。最后,舒鸿找到一家棺材店,要求投宿。老板把学生们领到楼上的空房间打地铺,舒鸿则坐在门口休息。睡到半夜,吴俭农觉得脚痒得难受,便拿着脸盆下楼打水洗脚。刚走到门口,发现舒鸿还守在门口。吴俭农说明原委后,舒鸿一再叮嘱:“烫好了脚,立即上楼。”

走到一楼时,吴俭农发现,房间里灯光暗淡,十几个人扛着与棺材同样大小的东西匆忙往外走。吴俭农立即返身上楼,将楼下的异常情况告诉了舒鸿。舒鸿连忙跑下楼,不到一分钟,他便跑上楼狂吹口哨,并催促女同学们卷起铺盖,立即出发。

当时正是三九寒夜,北风怒吼,大家沉默着走出玉山城门。忽然,空中传来一阵轰鸣声,几架轰炸机从头顶掠过。舒鸿立即喊道:“大家赶快分散卧倒!”话音刚落,玉山城已是火光冲天。没一会儿,城里的人流蜂拥而出,有的同学上前问道:“什么地方被炸了?”居民们回答:“棺材店都被炸光了。”

听到这个,同学们纷纷围着舒鸿高喊:“您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舒鸿则向大家解释,当时,他下楼后,发现棺材店里抬出去的都是炸弹。既然将炸弹运出,说明藏炸弹的地点已被日本人掌握,极有可能被轰炸,所以,他不得不强迫大家赶快离开。

体育不达标不让毕业

西迁时,舒鸿向竺可桢提议,若学生体育未能达标,将不能毕业。竺可桢答应全力支持舒鸿的意见。浙江大学行至贵州遵义时,一名土木系的大四学生即将毕业,但因其体育科目未及格,舒鸿提出,按学校规定,此学生须再补修一年。该生百般求情,无奈舒鸿“铁石心肠”。最后,竺可桢想出一折中办法,该生再补修三个月。这名学生每天须到舒鸿家签到,然后再由舒鸿的助教领去上体育课,三个月后才算了结毕业一事。

水中签到逼学生学游泳

西迁不是“逃难”,在国立浙江大学迁往西部途中,师生一边行军,一边正常教学。一次,队伍行至江西泰和赣江南岸的白鹭洲,竺可桢和舒鸿相约一起畅游一番后,两人均发现,此地可作为学生游泳课的训练场所。于是,两人不约而同潜入水中,选中一水流平稳处后,他们用竹竿和绳索圈成临时游泳池,供学生使用。

游泳是浙江大学学生在夏季的必修课。舒鸿规定,游完50米方可及格。当时,很多学生害怕下水,舒鸿又不能将他们轰入水中,怎么办?

最后,舒鸿抱着一张课桌游入水中,将其置于一水浅处后,将花名册放在课桌上。上岸后,舒鸿“得意洋洋”地宣布:以后上游泳课,大家在花名册上签到,否则以旷课处理。如此一来,学生们“争先恐后”跳入水中。

体育教育重如山

在西迁期间,每到一处,竺可桢校长都要做两件事情。一件是了解当地人民有什么困难亟待解决,另一件就是与舒鸿教授寻找可以游泳的水域。在浙大西迁的终点遵义、湄潭等地,当地人民民风淳朴,较为保守,看到浙大同学一个个在老师的带领下穿着游泳衣、游泳裤跳入水里,起初非常惊讶,后来习惯了,也就没事了。

支持学生痛打暴徒

抗战胜利后,国立浙江大学搬回杭州。1947年,全国掀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运动。当时,浙江大学的学生会主席于子三是一位地下党员,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在狱中被暗杀。随后,监狱通知竺可桢校长“于子三在狱中自杀,请速来领认”。

在舒鸿的陪同下,竺可桢来到狱中。当时,狱警要求竺可桢在同意于子三自杀身亡的声明下签字,竺可桢没有理睬狱警的要求,而是愤慨地写道:“我看见于子三死了。”

1948年1月4日,浙江大学全体师生为于子三举行追悼会。当时,为了阻挠召开追悼会,大批国民党特务和打手冲入校园,挥舞着手中的棍棒,残暴地毒打学生。此时,压抑已久的舒鸿挺身而出,他站在追悼会的主席台上向学生们怒吼道:“你们为什么不还手!”随着这句喊声,数千学生如怒潮般扑向暴徒。这下,刚才还凶神恶煞的暴徒们慌了手脚,仓皇逃出校园。

掀翻腐败官僚的酒桌

1948年,旧中国第七届全运会在上海江湾体育场举行。一天,因为一场篮球比赛结束得很晚,等舒鸿带着队员、教练和裁判走出体育场时,交通车已停开。那时,江湾体育场还在上海市郊,大家刚刚结束比赛,疲惫不堪,若步行回市区,实属不易。

正值焦头烂额之际,舒鸿听到体育场二层传来酒杯的碰撞声和劝酒声。舒鸿循声走到楼上,发现当时教育部负责体育工作的督学郝更生正在大摆宴席,招待上海各界官僚。

舒鸿走到郝更生面前,问道:“一大群人正饿着肚子,无法回市区。你能想想办法吗?”郝更生略带敷衍地回答:“饿着肚子啊?舒教授,那我们一起吃吧。”说完,便招呼舒鸿坐下。舒鸿回答:“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要么把楼下的人喊上来一起吃吧?”郝更生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此时,火冒三丈的舒鸿一把揪住郝更生的领带,“那你说怎么解决?”无奈,郝更生只得连忙派人找车。舒鸿看到满桌杯盘狼藉,又想到楼下又饿又累的队员、教练,他一把掀翻酒桌,令郝更生狼狈不已。

遭报复无缘伦敦奥运会

1948年伦敦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里没有了舒鸿。据舒昌荣老先生分析,那是因为“郝更生对舒鸿怀恨在心,极力报复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舒鸿拒绝了台湾师范大学的邀请,继续留在浙江从事体育教学工作。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他担任浙江师范学院体育专修科主任。后来,他先后担任浙江体育学院副院长、浙江省体委副主任、浙江师范学院副院长等职务。1964年7月,舒鸿因肺癌逝世。

柏林奥运会上,篮球成为正式比赛项目,舒鸿也因执法决赛为国争光,但他未能出现在1948年伦敦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队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