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任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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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愈之(1896年—1986年),原名学愚,字子如,浙江上虞丰惠镇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具有多方面卓著成就的革命学者,一生集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学识渊博,是新闻出版界少有的“全才”。抗战胜利后,在海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建国后,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曾任新中国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常委。

“我们来办一张报纸好不好?”1909年,清宣统元年,上虞县城丰惠敕五堂,几个拖着长辫子的男孩商量办报。几天后,他们办起了当时上虞县城唯一一份报纸——《家庭三日报》,这张黄草纸手抄报很快成为街坊邻居的谈资。发起办报的正是胡愈之,那年他才13岁。

从一张手抄报开始,探索文化救国、文化兴国、文化强国之路,身高不到一米六的他无畏无惧、执着前行;他一生走过91个春秋,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每个时期都留下铿锵的足迹,成为领时代风骚的文化巨人。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的教育和影响。从“小报迷”到一代文化巨人,胡愈之走上这条道路,并非偶然。胡愈之侄子、91岁的胡序威说,除了家庭的熏陶,第一份工作和第一次流亡国外的经历,深深影响了胡愈之。

9月的阳光,温暖而不耀眼。胡愈之故居——敕五堂丹桂飘香、古朴幽雅。胡愈之出生于封建官宦之家。祖父胡仁耀官至御史,父亲胡庆皆是清末秀才。晚年的胡愈之曾深情地回忆:“至今对我的品格和趣味影响最深最大的,依然是我平凡的父亲。”

胡庆皆订了不少进步报刊。书房里,父子俩常常一起读书看报、讨论世界形势。这让胡愈之“看到大世界,如猫儿出生以后第一次睁开眼一样”,甚至自己动手办报刊。从《家庭三日报》到《家庭杂志》《咫尺园周报》,胡愈之坚持了3年多。父亲饶有兴致地写了一首打油诗:“自古家庭无杂志,家庭杂志吾家始。主笔者谁家阿愚……吁嗟乎!不饱书生饱蠹鱼。”他投稿到《申报》,最后发表了!那一刻,胡愈之该会有多么兴奋!

而胡庆皆一个人闯到恶霸家里仗义执言,震动全县,更是在胡愈之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勇于抗争的种子。这是近代知识分子最稀缺的品质,也是民族危亡时刻最需要的品质。

求学时期,胡愈之认识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人物——鲁迅。当时,鲁迅是绍兴府中学堂博物教员兼学监。虽然因为被先生发现“骂同学的游戏文章”得了“不好生”,但胡愈之对先生的敬意不减,因为先生是革命党,为国为民抗争。胡愈之就要成为这样的人。

1914年,胡愈之考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练习生。“这里可是藏龙卧虎之地啊,有学识深厚的大家,像高梦旦、杜亚泉、蒋维乔他们,还有留学高材生,像陈梦泽、周昌寿、蒋梦麟……”父亲一席话让胡愈之越发珍惜这个“小职位”,发愤自学。仅一年后,他正式担任《东方杂志》编辑。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胡愈之第一次热切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力量,立即组织文章在《东方杂志》上详尽报道这一事件,而他的心里,也从此点燃了理想之光。

追寻这束光,蓄积着革命的能量,胡愈之从未停止脚步。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胡愈之被迫流亡国外。经历了欧美经济危机,感受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欣欣向荣的景象,反观国内现状,深思熟虑后,他写下《莫斯科印象记》,从正反比较中得出一个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大道。

1988年冬,88岁的夏衍写下长文《中华民族的脊梁》,追忆胡愈之。文中讲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抗战初期,周恩来曾对他说,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胡愈之、郑振铎他们写的抗议信”,“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

时光追溯到1927年4月13日,国民党对手无寸铁的游行工人挥起了屠刀,上海闸北宝山路血流成河。第二天,一封揭露蒋介石屠杀革命者罪行的联名“抗议信”,震动全城。

“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轰击,毙伤至百余人……唯目睹此率兽食人之惨剧,则万难苟安缄默。”联名“抗议信”冲破黑暗,惊醒世人。刽子手全城发动,追查起草人。在这紧要关头,好友郑振铎百般劝说下,胡愈之才离开上海,幸免于难。

自“五卅惨案”写下6万多字控诉长文、联名“抗议信”到代表救国会起草《为沈钧儒等领袖无辜被捕紧急宣言》……“他的笔就是刺刀,冲锋陷阵,全然不顾个人安危。”《大道之行——胡愈之传》作者陈荣力动情地说,“这是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品性使然。”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发出了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呐喊,提出“只有全民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的口号。面对民族危亡,胡愈之忧心如焚。就在此时,他收到了《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这是斯诺1936年访问延安写下的著作。这对于在日寇铁蹄下呻吟的中国人民来说,意义非常重大。胡愈之利用上海租界,巧妙周旋,把书名改为《西行漫记》,仅用1个多月时间就出版发行。而等敌人反应过来,书已经连续出了四版。《西行漫记》的出版,让中国人民了解了延安,了解了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出版《鲁迅全集》,同样不为国民党所容。“实开中国出版界奇迹。”许广平在1938年《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说,“一切擘画策动,则全赖胡愈之先生”。

抗战全面爆发后,受周恩来指示,1940年11月,胡愈之转战南洋,一去就是8年。他号召华侨以国家利益为重,加强民族团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奋起抗日,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爱国华侨的斗志,凝聚起海外侨胞共同抗敌的强大力量。1949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南侨日报》题词,这份罕见殊荣是对胡愈之受命于危难之时、作出卓越贡献的“最大褒奖”。

《生活》《光明日报》《世界知识》《南侨日报》……一生创办或主编的报刊不下30种,胡愈之是出版界“佘太君”、文化界“参谋长”、新闻界“斫轮老手”……更是近代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

以文启智,传播先进文化,推动社会进步,他一生笃行。

20世纪20年代,面对国家和民族危亡,中国往何处去?青年们苦苦求索。胡愈之利用文化阵地,抛砖引玉,解疑释惑,启发了一批又一批年青人。“愈老是引导当时青年们走出思想苦闷的一位影响极大的人物。我是当时受到愈老启发的青年之一。”已是耄耋之年的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道出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

“这是十月革命以后在我国宣传苏联的几本影响较大的专著之一。”著名语言学家陈原到了晚年仍念念不忘《莫斯科印象记》。许多在抗战初期奔赴延安的革命老干部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忆说,他们是读了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和斯诺的《西行漫记》后才下定决心去延安的。

服务大众,服务社会,满足读者需求,他一路开拓。

解放初期,针对农民缺乏科学知识的现状,胡愈之“蹲点”人民出版社主持农村年书的编辑出版工作,甚至戴着老花镜仔细清样。一册通俗易懂、百科全书式的《东方红》农村年书受到农村读者欢迎,第一版就印了150万本。

“大跃进”的失误与干部缺乏科学常识有很大的关系。正是看到这点,1961年,胡愈之着手《知识丛书》的策划和编印工作。《知识丛书》成为当时广大干部的“口袋书”。

无私无畏,埋头苦干,精神涵养后人,他一生坦荡。

1936年5月“七君子事件”发生后,胡愈之担负组织营救重任。实际上,“胡愈之在救国会中并没有担任什么职务,但他仍然默默地勤奋工作,这就是愈之同志的一贯作风。”胡乔木曾以《无私无畏 鞠躬尽瘁》为题,撰文称赞胡愈之。“不要名利,多做事情;不讲空话,要干实事”贯穿胡愈之的一生。夏衍尊之为“中华民族的脊梁”,费孝通誉之为“一代师表”。

123年前,敕五堂后咫园,一个男婴呱呱落地,父亲给他取名“学愚”,希望他学习愚公移山精神。如何成为愚公?问号深深地印在男孩的大脑袋里,他用一生不懈求索,将答案写进厚厚的人生答卷中。

大道无形,精神耀世,泽被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