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中国义乌小商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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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市坐落于浙江中部,“义乌小商品市场”又称“中国小商品城”,创建于1982年,是我国最早创办的专业市场之一。经营范围囊括了工艺品、饰品、小五金、日用百货、电子电器、玩具、文体、袜业等所有日用工业品。其中,饰品、袜子、玩具产销量占全国市场1/3强,被广大中外客商誉为“小商品王国”、“小商品海洋,购物者天堂”。

义乌为什么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

义乌流传着一句话:“义乌不靠山、不靠海、没资源,只有做小商品生意是有传统的。”在义乌廿三里街道的拨浪鼓广场上,有一组“鸡毛换糖”的铜像,这里是闻名世界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源地。

何海美是义乌的第一代摊贩,是义乌商贸城发展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她看着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自己也从“割资本主义尾巴、投机倒把”的偷偷摸摸摆摊的小商贩,做到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2014年,李克强总理造访义乌商贸城,何海美作为商城代表之一,给总理献礼。她费尽心思,终于淘来一个老旧的拨浪鼓。她觉得这份礼物意义非凡,最能代表义乌商户。

“义乌人经商的故事,还要从拨浪鼓说起。”何海美说。

拨浪鼓是义乌第一代商人的“身份证”。早年间,义乌一带农民每年冬春农闲的时候,肩挑担子,手里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大多数货担郎更愿意挑着扁担去到更偏远的农村,他们用自家土产的红糖或饴糖做成的糖饼、糖块,偶尔带一些脂粉针线类的小百货,换取别家的鸡毛。好的鸡毛回来绑成鸡毛掸子换钱,次品则拿回地里沤肥。这是清朝末年延续下来的“鸡毛换糖”的传统,担货郎也被人们叫做糖担。

糖担的拨浪鼓声响遍大街小巷,上世纪70年代末期,糖担们发现,小百货比糖块更有市场,换鸡毛的效果也更好,还能从中赚点小钱。糖担的命运从此改变。

在人们自发组织下,廿三里集市应运而生,逢“一四七”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开市。说是集市,其实就是供销社中间的一块空地,人们提着篮子、背着布包,在这里进行交易。经营户没有固定摊位,他们露天经营、提篮叫卖、沿街沿路摆流动地摊。

廿三里的商贩主营批发生意。糖担们从廿三里上货,走街串巷换毛发。一串串小兽皮,扎成一小把的鸡毛、鹅毛、猪鬃,货品有序排列,在别处的集市上很难见到。连鸡内金、破铜烂铁、龟板鳖壳等被视为废品的东西,在廿三里市场一亮相,也能成为抢手货。

廿三里中学的一个老师需要几颗彩色珠子做教具,到市场一问,卖货的小姑娘问他要买几斤,吓了他一跳。

那时候,如果有人发现城镇的供销社里卖“电光扣子”(有机玻璃扣子),姑娘们会从老远争先恐后跑来买几颗,买不到的只能抱怨自己手脚太慢,消息不灵通。在廿三里市场,纽扣可以称着买。

廿三里集市是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的雏形,何海美在集市上卖电影剧照和明星照片,第一天就赚了三十几块钱。

在廿三里的两个月,何海美家的门槛几乎被订货的客人们踏破了。她和丈夫晚上连夜洗照片,每天要忙到两三点才能睡觉。

不过在当时,不说在县城摆摊,就是挑着担游走他乡,也颇需要勇气。进县城摆摊的要做好随时挑担逃跑的准备。

义乌县政府对小百货经营态度是“上面没有开口,农民经营不支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退两难,采取“明管暗放”的办法来管理集贸市场的小百货经营。

“那时候是要说你投机倒把的,”楼仲平从1979年开始做鸡毛换糖的货担郎,那年他14岁,“而且大家也都是农民,要种田,没有那么多时间,只有农闲的时候才能去挑担。”

1978年后,中国社会的改革序幕渐渐拉开,1979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在各地农村试行,《草案》明确指出:“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不得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商品经济在一些地方逐步解冻,手工制品、农产品摆上了集市……

何海美虽然感到了变化,但还是要偷偷摸摸地卖东西,不过她开始拓宽经营渠道,什么好卖就卖什么,年历、太阳帽、手套、尼龙袜……但一直是流动摊贩,经常被有关部门赶着跑,被没收物品,她渴望能光明正大地做生意。

十年里义乌小商品市场四次扩建,贸易辐射全国

1982年,时任义乌市委书记谢高华宣布开放小商品市场,随后提出“四个允许”,包括“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义乌人才敢真正意义上做起生意。

这年9月5日,义乌的一条臭水河上搭起了简易摊位——政府将原来流动的摊位统一集中,在街两边排成两排,让商贩们做生意。义乌第一代马路市场——湖清门小百货市场悄然开张,700多个商户聚集起来,他们拿一块板,一块塑料布就能开店。何海美也成了市场的第一批商户。

徐至昌是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的工商所副所长,他回忆,湖清门的生意非常红火,经营户头天拿来的货,第二天就卖光了。

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经营大军从湖清门向新马路两头延伸。后来,县政府增设摊位,以每年2000元租金出租。当时,人均月工资只有三四十元,大家都疑惑,会有人愿意出这么多租金?结果出乎意料,摊位几天就租完了。

那时的市场环境不好,真的太拥挤了,每个摊主分到一块长一米、宽80厘米的石板或是木板摊位,货物摆在上面,经营户日晒雨淋,没少受苦。徐志昌回忆说,我每天在市场里转悠,总有经营户跑来诉苦,要我和上面说说,弄个顶棚,盖一点东西遮风挡雨。

1984年,义乌正式提出“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义乌市场的发展驶上了快车道。这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4年六七月开始动工,12月6日,第二代义乌小商品市场——新马路市场建成,正式更名为义乌小商品市场。

商户们搬进了水泥摊位,钢架玻璃瓦棚顶挡住了烈日暴雨,营业面积从4000多平方米扩大到1.36万平方米。

徐至昌说,当时要求入场经营的人多到难以想象,开业时摊位只有1510个,报名的有6000多人,摊位严重不足。

当时把所有通道都利用上,拆掉了一口水池,增加到2800多个摊位,每个摊位一米见方,摊主的靠背椅上都有统一定制的编号。

两年后,市场再次搬迁,移址城中路边,投资440万元,占地4.4万平方米,设固定摊位4096个,临时摊位1000多个。在这第三代市场,义乌的市场成交额突破亿元大关。

1992年,市场再次移址扩建,第四代义乌小商品市场“篁园市场”正式建成。那时候的篁园市场共有四层,划分了各种区域。柜台陈设很像一个菜市场,每个摊位只有一米,所有的柜台连在一起,左右两边一字摆开,连成一条街。一个客人走进来,整个市场的人都能看到。

此时,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营业面积已增加到11万多平方米,商户数超过1.5万个,年成交额突破20亿元,辐射范围扩展至全国。也是在那一年,“义乌小商品市场”二次更名,改为“浙江省义乌市中国小商品城”。

前边是店铺,后边是作坊,当晚就能做出第二天要卖的货

而后一年,义乌市政府开始尝试让这个蓬勃发展的市场变为中国第一个不由政府主办的市场。中国小商品城股份有限公司因此成立。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主办者由此开始从政府逐渐变为政府控股的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年间,义乌市场规模不断壮大,经营自由度不断提高,为更多人提供了致富平台,也吸引更多的新力量参与到市场建设和经营活动中,这些新力量会进一步促进市场的壮大,这带起了一个正向循环。整座城市都在快速发展,实现“兴商建县”以及后来义乌政府提出的“兴商建市”的目标。

1985年文汇报刊载的一篇名为《小山沟大市场》的文章,描绘了另一幅景象。除了商贩活跃,义乌还兴起了2000多家家庭作坊,加工塑料制品的、做针织工艺品的、做鞋的都有。有趣的是,这些作坊往往都有配套的店铺,形成了所谓的“前店后厂”模式。老板们的生意做得更大了,而且可能自己也要下厂劳动。

如今创办了全球最大塑料吸管厂,被称作“吸管大王”的楼仲平在1994年开办的工厂就属于这种模式,他用卖塑料产品赚来的钱,买了两台机器,喊上老婆和父亲,3个人就办了一个吸管厂,“有了投入,就陷进去了,不能再换行了”。之后,他的铺子里渐渐开始只卖自家的吸管。

一家在市场主要销售果冻蜡烛的商户,不需要买机器,进了些原材料,找来几个工人,一晚上就能做出第二天白天要卖的货。

从某种程度上说,义乌小商品市场能迅速超过包括历史更久的武汉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在内的全国其他市场,成为行业领军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义乌有了这样前店后厂的模式。这个模式不仅使得义乌的小商品在物流和采购环节成本大幅降低,有了更大的价格竞争力,同时也让商户们所从事的买卖逐渐稳定,便于商家自身及市场整体规模的后续扩大。

此外,“前店后厂”让生产到销售环节的周期大大缩短,商品流转效率提高。有的商户,甚至把摊位发展成为企业。

义乌和两百多个国家(地区)有贸易来往

约旦人穆罕奈德不是最早来义乌的那批外国人,“我听很多客人都说义乌有很多阿拉伯人,我可以去那里开一家餐厅,所以就来义乌看看,看完我就决定开”。

当时,穆罕奈德在广州帮助自己的叔叔打理餐厅。他从小就有一个经商梦,想做老板,到义乌考察后,他觉得机会可能来了。

进入新世纪,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中国正式加入WTO。而义乌本地也有了一个大变化:2002年,国际商贸城一期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

与此对应的是入境义乌的外国人人数自2001年起逐年大幅度增长:2000年,入境义乌的外国人仅为3797人次,到2002年,来义乌的外国人已有3.12万人次,一下翻了近10倍。到2008年,每年入境义乌的外商人数已达26.6万人次。

这些变化的数字不仅意味着义乌小商品的外贸成交额不断创新高,还意味着这座城市产生了许多新的就业和创业机会。

实际上,正是从那几年开始,义乌出现了洋医院、国际学校,连高铁车站出口都有了外国人入境登机窗口,义乌市政府甚至还出资修建了一座清真寺,免费向人们开放。

兴起最多的还是外国人开办的外贸公司。这些外贸公司,因为老板有语言和文化优势,帮助了许多跨境商人与中国商户牵线搭桥。穆罕奈德在2008年也开了一家公司,主要帮助阿拉伯国家的客人联系义乌的水烟制造厂商。

从2000年初到中国至今,穆罕奈德通过和中国人的交流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并把家安在了中国。他普通话表达能力已经十分出众,还能说点“不搭嘎(没关系)”之类的本地话。他曾经担任过国际商贸城外商纠纷调解员,也成为了各种外商大会上发言的常客。

201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讲话中,甚至点名介绍了他,把他称作“中国梦和阿拉伯梦的完美结合”。

“这件事情真的让我觉得自己更爱中国,更爱义乌了,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一个国家的主席竟然能知道我。”穆罕奈德说,“不过我会愿意留在义乌还是因为这里包容、安全,我看着它一点点从小变大,慢慢变好,我即使离开一阵子,把家人单独留在这座城市,我也会感到安心,这不是所有城市都能给我的。”

如今,义乌已经和两百多个国家(地区)有贸易来往。义乌国际商贸城营业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比560个标准足球场还大。楼里的商户总数达到7.5万个,小到纽扣,大到各类机器,能想到的商品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

义乌正把自己转化为一座“电商之城”

作为一个地处浙江中部山区丘陵的小城,义乌创造了奇迹。小商品市场成交额已经连续26年名列全国榜首,号称“世界小商品之都”。

如何让奇迹延续?义乌是个“巨人”,但“大”却始终受制于“小”——拥有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但市场以经营低档次、低技术含量、低品牌附加值产品为主,长期处于产业链底端。

商户刘萍娟时刻都有危机感。“义乌没有自己原创的东西,外面流行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如果一直不创新,早晚会被淘汰。”不久前,她应沙特阿拉伯客户邀请,前往当地进行考察,了解客户需求,搜集当地的文化特色、民俗风情、建筑风格,寻找设计灵感。

回到国内,刘萍娟根据当地建筑风格,设计了一款花纹木柄锅,沙特阿拉伯客户看到样品后,当场就下了订单,价格是同类产品的10倍。和刘萍娟一样,很多商户开始改变产品定位,不再走低端路线,转而发展高端定制和高质量商品,也有人创造出了自己的品牌。

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
义乌国际商贸城一期。如今,义乌小商品城举世闻名,为其赢得了“市场之城”的美誉。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今天的义乌又从“市上之城”华丽转身,成为“云上之城”

在义乌,“转型”是常被人们挂在嘴边的词,走到哪儿都能看到“新丝路新起点”“鸡毛换糖再出发”。有商户坦言,不断增长的人力成本、来自新兴国家的竞争、电子商务的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压力……随时都在竞争,随时都需要变革。

2003年,淘宝创立。这之后,中国人的消费习惯被一步步改变。义乌的小商品商家们也慢慢感受到了电商的威力。最直观的一些变化是来商城的客户似乎变少了,许多商家的业绩受到冲击。

不过,这种冲击持续的时间不长。因为很快,义乌开始尝试把自己转化为一座“电商之城”。

许多商家都开了网店,有人甚至投身了以电商为契机的互联网创业大潮。义乌的第一所大学——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则在2009年专门成立了电商创业学院,希望以此来带动义乌的电商潮流。同年,该学院的学生就聚集在学院不远处的义乌青岩刘村开启创业路。到了年底,青岩刘村已有120家网店。根据2014年底的统计数据,这个村子的网店数量在当年突破2800家,创造的产值达到35亿元人民币。

通过加快自身转型,义乌市场已经找到一条与电子商务和谐共处的发展之路。

如今,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越来越多的商户既坚守实体商铺,又开始尝试电子商务,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正成为广大市场商户的“标配”。

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董事长朱旻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义乌小商品城正在打造数据电商平台、文创平台、“一站式”金控平台及新型供应链平台。

朱旻希望通过互联网大力整合线上线下市场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为市场经营户掌握市场供需变化、主动对接匹配目标采购商提供数据支撑。而要保持义乌核心市场的地位,进口市场则是义乌紧抓不放的一块蓝海。

朱旻认为,进口贸易培育成熟后,“买全球,卖全球”也不再是一句口号。

据义乌市宣传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义乌现在各大电子商务平台网商账户总数超过27.8万户,其中内贸网商账户数超15万户,义乌外贸出口从2010年220多亿元增长到2017年2300多亿元,增长近10倍,份额约占全省1/8、全国1/50。从线下到线上,义乌已连续四年位列“中国电商百佳县”榜首,并获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

从手摇拨浪鼓走街串巷的敲糖换鸡毛,到如今万商云集的国际性小商品集散中心,从一个建成区面积仅2.8平方公里的普通集镇,到如今建成区面积超过50平方公里、流淌着浓郁国际化气息的现代商贸城市,义乌的4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进程的缩影。这个不临山靠海,也无资源和工业基础的小县城,成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已是中国最富有的县级市之一。